《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形成阶段的重要著作。

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积极投身于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活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劳动人民渴求解放的呼声，促使马克思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进行不懈的努力。他在《莱茵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表明他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843年10月底，马克思迁居巴黎。在这里，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法国工人运动进行实地考察，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进行深入研究。1844年2月，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首次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标志着他彻底完成了世界观和立场的转变。此后，马克思为创立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观继续进行艰辛的探索。他紧密联系工人运动实践经验，批判地吸收德国古典哲学积极成果，系统地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论著和各种社会主义文献，作了大量的摘录和札记。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于1844年5月底6月初—8月撰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各种历史文献和思想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性考察，在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过程中，提出了新的经济学观点、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理论观点，并作了初步的综合性阐述。

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述了劳动实践对于人类文明和历史进步的伟大意义。他指出，人正是通过劳动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创造了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此，“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这一科学论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正如恩格斯所说，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正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265页）。马克思从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出发，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全面考察，强调这种理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关系演变的反映。他一方面肯定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理论领域的积极成果，一方面深刻揭露了他们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立场，批判了他们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形而上学研究方法。马克思批判地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异化概念，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并以此为核心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

马克思具体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的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由于社会的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工人生产的产品不但不为工人所拥有，反而成为支配工人的异己的敌对的力量。工人生产的产品越丰富，他就越贫穷；工人提供的商品越多，他自己就越是变成廉价的商品。二是工人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劳动本来是人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生命活动的表现。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对工人来说具有外在的强制的性质。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愉悦，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忍受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三是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是类存在物，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是人的类本质。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既失去了自由和自觉的劳动，又失去了赖以实现和确证其生命活动的对象世界，残酷的剥削和奴役使劳动变成了仅仅勉强维持劳动者肉体生存的手段。四是人同人相异化。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同自己的生产活动和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他人、同他人的劳动、同他人的劳动产品相异化，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阶级关系，产生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和斗争。

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剖析，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指出私有财产的存在必然造成异化劳动，因而必然给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强调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能消除异化劳动，而要使社会从私有财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必须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马克思明确指出，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进行深刻分析的同时，还对各种粗陋的、空想的共产主义学说进行了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初步阐述了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

这部手稿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对费尔巴哈哲学和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深入分析。马克思高度评价费尔巴哈对唯心主义所作的批判，充分肯定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性；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阐发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成果，提出了吸收和改造这种辩证法思想的任务。他深刻地阐述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他还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认为工业的历史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并进一步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此外，手稿还对自然史、人类史以及美的规律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见解。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写在三个笔记本中的手稿组成。笔记本I的内容是：对斯密学说中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这三个经济学范畴作比较分析，揭示斯密学说的矛盾；详细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笔记本II只保留下四页手稿，主要是有关私有财产的论述。笔记本III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私有财产和劳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论述，对当时的各种共产主义理论的考察和评述，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有关分工和货币的两个片断，此外还有一篇《序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1927年，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在第3卷附录中摘要发表了这部手稿中的《第三手稿》（即笔记本III）的俄译文，但这部分手稿被误认为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1932年，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以德文原文发表了全部手稿，并加了标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编者按逻辑结构对原稿进行了整理，依照思想内容将手稿编为若干部分；凡是原稿中没有标题的部分，均由编者加了标题。1974年，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42卷收录了这部手稿的俄译文；同年，民主德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补卷第1册收录了这部手稿的德文原文。这两个版本均采用了193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上述编排方式，同时基本沿用了编者所加的标题。从此，按逻辑结构编排的文本就成为马克思这部手稿的通行版本。

1982年，由苏联和民主德国合作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在第1部分第2卷以德文原文刊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文。编者采用了两种编排方式：第一种依据原始稿本的写作时间顺序和书写样式编排，编者对马克思的手稿重新进行了仔细辨认和考证，力求真实地再现这部文献的历史原貌；第二种按照手稿的逻辑结构和思想内容编排，编者认真研究了手稿的理论要旨和内在联系，吸收了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成果，对以往版本中的段落划分、内容纂辑和各类标题作了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力求更好地反映原著的写作思路和理论逻辑。可以说，这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这部著作的较好的文本。

在我国，《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初由何思敬根据193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译成中文，并经宗白华校订，由人民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书名为《经济学―哲学手稿》。此后，刘丕坤根据1956年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俄文本，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和德文版翻译了马克思这部手稿，由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书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多年来，中央编译局高度重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我们一方面认真吸收前人的编译成果，一方面充分利用权威的外文版本，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力求使译文完整准确地反映原著的理论内涵。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为翻译和修订这部著作的中文译本进行了不懈努力：

1979年，我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42卷和德文版补卷第1册，并参考英译本和国内已有的中文译本，对马克思这部手稿作了译校，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题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出版了单行本，此后又节选了部分内容，编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

2002年，我们根据198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卷刊出的按照手稿逻辑结构和思想内容编排的文本，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所收的手稿译文进行了全面校订，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并出版了单行本；

从2004年起，在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我们对这部手稿的译文再次进行了审核和修订，并对注释和各种相关资料作了补充和勘正，编入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此后又在201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中节录了部分内容。

本书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问世后刊行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新版单行本。在这个版本中，我们不仅在译文方面采用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的最新成果，而且在编辑方面赋予了新的特色，首次收录了这部手稿的两种文本，以适应理论学习和研究的需要。

具体说来，我们在本书正文部分刊出了按马克思手稿的逻辑结构和思想内容编排的文本。如前所述，马克思这部遗著是未完成的手稿，由若干片断构成；这些片断是作者为自己研究问题、厘清思路、作出理论判断、得出科学结论而陆续撰写的，因而许多段落的衔接和文字的表述难免缺少连贯性和可读性，这就必然会使读者在阅读时遇到种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手稿的整体考察，依据其中蕴含的内在逻辑，对原稿内容进行合理编排，使之条贯清晰、层次分明，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一个文本正是广大读者所需要的，它对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手稿的理论要义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单行本中第一次刊出了按照手稿写作顺序编排的文本，作为本书的附录。我们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为依据，按照手稿的写作时间顺序和书写样式来重新编排译文，目的是呈现手稿原貌，为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研究提供必要的文献依据，同时也有助于广大读者具体了解马克思手稿形成的历史过程。

本书的注释和相关资料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在手稿中，马克思以红棕色铅笔划了线的语句或段落，本书均以双斜线表示起讫；正文中方括号内的罗马数字，是马克思自己编的手稿页码。